周扬：正确评价一位当代的伟大作家丨纪念茅盾诞辰专题
7月4日-茅盾诞辰纪念日
茅盾（1896年7月4日-1981年3月27日）
茅盾，原名沈德鸿，字雁冰，出生于浙江省桐乡县乌镇。中国现代作家、小说家、文学评论家、文化活动家、社会活动家。“茅盾”是他1927年发表第一篇小说《幻灭》时开始使用的，后成为他最主要的笔名。
1913年，茅盾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第一类， 1916年毕业后，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1920年1月，茅盾开始主持《小说月报》的《小说新潮》栏，后接编并改革《小说月报》，使其成为新文学阵营的重要阵地之一。1921年7月，茅盾由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转为正式党员。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之后，茅盾自武汉流亡上海、日本，开始创作《幻灭》、《动摇》、《追求》等作品。1930年，茅盾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期间创作了《子夜》、《林家铺子》、《春蚕》等作品。抗战时期，茅盾辗转活动于香港、广州、武汉、新疆、延安、重庆等地，在创作《腐蚀》、《霜叶红似二月花》、《锻炼》等作品外，还参与编辑或主编《救亡日报》、《文艺阵地》、《烽火》等文艺刊物。1949年建国之后，茅盾历任文联副主席、文化部部长长、作协主席，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同时担任《人民文学》主编。
茅盾的小说创作注重题材与主题的时代性与重大性，他自觉地追求“巨大的思想深度”与“广阔的历史内容”，能反映时代全貌及其发展的史诗性。“五四”运动前后到40年代末近半个世纪内现代中国社会及其变化、各个阶层的生活动向及彼此间的冲突，都在茅盾的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艺术反映。可以说，茅盾为我们提供了一部20世纪上半时段中国社会的编年史。
茅盾（1896年7月4日-1981年3月27日）
今天是茅盾的诞辰日，中国茅盾研究会推送周扬在全国首届茅盾研究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正确评价一位当代的伟大作家》，是为纪念。
正确评价一位当代的伟大作家
文/周扬
同志们知道我身体有病，答应了不让我讲话，今天来主要是看望一些老朋友，也结识一些新同志。本来是座谈会，大家坐在一起，可以比较随便地交谈，我很高兴。但现在又把座位移到主席台来，就使我有点紧张了，不知道该谈些什么。
孔罗荪同志还是让我讲一讲，我没有准备，确实不知从何说起。今天在座的。有许多同志是茅盾同志的生前友好，他们讲，可能更亲切、更生动。当然，我也是茅盾同志生前友好中的一个，早在三十年代，就在“左联”同他共过事，时间也不短。以后在文化部的时候，我们毗邻而居，朝夕与共，关系是密切的，所以有一种特别深的感情。茅盾同志逝世前夕，他要求入党的信，就是由韦韬同志交给我呈报党中央的。我的感情也促使我讲几句话。
举行茅盾研究学术讨论会，我很赞成，通过学会的形式，对一位当代伟大作家进行科学研究，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尽管现在学会显得太多了一些，有些滥，但学会多也是一种好现象，有利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有利于发扬学术民主，活跃独立思考和自由探讨的空气。
学会要开展学术研究。什么是学术研究呢？学术研究就是科学研究。学术的成果，主要不决定于这种活动的频繁，而决定于它所达到的水平。水平不是一天可以提高的，但是经过学会这种自由研究，水平将会逐渐地高起来，很多新的力量会成长起来。还会有一天，后来的人认为我们研究的东西有许多是落后了，甚至是幼稚的。我希望在座的同志们能赶超前人。取得经得住历史考验的新的研究成果。总的来说，后来的人总是应该超过前人的。
就茅盾研究来说，固然巳经取得了很多成绩，有了一个很好的基础，但是，应该说，对于茅盾在文学事业上多方面的成就，至今也还没有作出全面的、深刻的评价。茅盾同志是我国新文学运动的创始人之一，是继鲁迅之后的又一面光辉的旗帜。他不像郭沫若同志，既是诗人，文学家，又是历史学者，古文字学家， 而且在许多方面都是开创者；但在文学事业上，茅盾同志的贡献也是多方面的，而且也是一位开拓者，一位光辉的先驱。对他多方面的卓越贡献，我们还没有作出全面的估价。我不讲别的，仅就茅盾同志作为一个文艺评论家，或者作为一个文艺编辑，他的贡献也是巨大的。刚才孔罗荪同志讲过茅盾同志改革《小说月报》，这是一个很大的革命行动，是一个根本性的变革，在同鸳鸯蝴蝶派的斗争中夺过一个重要的阵地，奠定了新文学的基础。以后，在新文学运动的第一个十年里，茅盾同志一直致力于文艺评论工作，批判鸳鸯蝴蝶派，批判封建复古的“学衡派”；热情倡导和扶植新文学创作。他是“五四”以来第一个卓有成绩的文艺评论家。
一九二七年茅盾开始小说创作，写了《蚀》直到《子夜》那样的巨著，为中国新文学树立了丰碑。同时他仍然没有放弃文艺评论工作，最近我又重新阅读了茅盾写的几篇作家论，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写的《鲁迅论》、《王鲁彦论》、《徐志摩论》等，都写 得很好，我觉得至今也可以作为我们文艺批评的典范之一。在那个时候，我们许多年轻的左翼作家都难免有些教条主义，而茅盾同志卓然不群，能够写岀这种髙人一等的文章，力求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把作家作品放在新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做综合考察，又进行细致的艺术分析，他确实是比许多人高明的。因为 他既参加了第一次大革命的实践，又富有新旧中外深厚的文学修养，写出的文章自然不同凡响。我认识这一点也是较晚的。在“左联”时期，特别是开国后在文化部共事时期，我可以跟他学习的地方很多，但我也错过了许多学习的机会。茅盾同志不仅是一位很杰出的作家，作为一个评论家，也是杰出的，也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尤其解放后他因公务繁忙，没有继续从事创作，主要是写些评论，他的评论也有很大影响。特别是他热心培养青年作家，我记得茹志鹃同志的《百合花》就是因为得到他的赏识而蜚声文坛的。作为一个评论家，一个老编辑，茅盾对文学事业的贡献是倾注了全部心血的。有谁有茅盾同志这样巨大的丰富经 验？很少嘛！作为老编辑，当然还有叶圣陶同志，他也是至今为人们所不能忘记的老人，他起的作用也是不小的。所以，今天我在这里要特别提一提，茅盾同志在这方面的贡献也是巨大的，过去估价得还不够，还应该给予充分评价，使我们今天的编辑工作者，文学工作者有所效法。
关于茅盾同志在整个新文学史上，作为一个重要流派的开创者和代表人物，他的功劳和贡献，也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自己讲的话也许带点自我批评的性质，说他一度也受过自然主义的影响。但事实上，他始终是一个真正的现实主义者。现实主义里面是不是有自然主义的因素，这是另外的问题。但整个地说，他是革命的现实主义者。茅盾同志一生作为革命的现实主义者，将永垂史册。
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这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我有个想法，或许不对。现实主义里面，或多或少都有些自然主义的因素；作为它的对立流派，在浪漫主义里面，也难免有“为艺术而艺术”的甚至某些颓废的东西。这两个流派，无论在中国还是外国，都有很大的影响。后来毛泽东同志提出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我自己认为这种提法还是有道理的。从历史上看，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总是有矛盾，又能结合在一起，这个问题涉及到文学艺术史的问题了。在新文学的历史上，革命文学也是从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里面脱胎出来的。革命文学一些最早的作家，开始不是现实主义就是浪漫主义，而且常常一个人又是现实主义又是浪漫主义。对于这些问题，学会可以开展自由讨论。既然叫茅盾研究学会，就应该尽量地使茅盾的面貌，不是被歪曲而是真实的再现，让大家知道。
另外，像茅盾同志对外国文学的翻译和介绍，以及其他许多方面的贡献，都需要进一步研究，进一步认识。刚才我说过，我和茅盾同志一起工作的时间很长，也有过意见不一致的时候，但我后来深深地感到，对他的认识和尊重是不够的。不但对鲁迅的认识和尊重不够，对茅盾的认识和尊重也是不够的。尽管经常在一起，我也没能很深地认识他，甚至一直到他去世的时候，我也不能说完全认识了他。所以认识一个人，特别是认识一个伟大的作家，或一个有特殊贡献的作家，并不是那么容易。他不是一下子就可以为大家所了解，或者不是能为大家所完全了解的，这需要时间。过去我们常议论巴尔扎克、托尔斯泰，有一个核心问题就是讲世界观和创作方法有矛盾，但有时教条主义地去了解。实际上，每一个大作家身上都有些矛盾，所以茅盾同志的笔名叫茅盾”，这名字他不是没有理由胡乱取的。他并不讳言自己有矛盾，他的文章，我过去看得不很多，最近又看了一些，他的许多文章都有自我批评。茅盾同志，是一位比较深沉的作家，不那么外露，我觉得这个表现与内容是一致的。他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不随便发言，不轻易表示意见，这是他的优点。茅盾同志无论做什么事都要想一想，不轻易表态，他性格里面这样一种特点，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茅盾同志是在中国大革命激流中产生的作家，他在这一点上当然和鲁迅不一样，他直接参加了大革命运动，首先，要弄清楚他是怎样反映这一大革命的真实过程，反映了哪些重要的方面，作品中所流露的悲观和失望的情绪，怎样妨碍了这种真实的反映。所以，研究这样一个作家，探索他是怎样出现的，经历了什么道路，有些什么经验，什么教训，对于我们很重要，我们大家都可以从中学习很多东西。茅盾同志参加革命，比我们谁都早，他是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嘛！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研究茅盾，对我们来说更感到亲切，更有意义。自然，这中间也有曲折，一直到他逝世的时候，才提出要重新入党。本来他是个老共产党员，所以党中央很英明，承认他的全部党籍。开始我也没想到中央这样决定，我觉得这个决定很得人心，不但对许多老作家是一种鼓励，对于整个文艺界、对于整个人民也是很大的鼓励。
现在，茅盾同志已经逝世两年了。对他做出科学的评价，完全有条件了。因为对当代人物，不管是哪个方面的，做出评价就比较麻烦。第一，一时看不清楚；“盖棺论定”，有时盖棺也不能论定。第二，有些问题因为是同时代的人，不便或不宜于公开评论。而对于一个作家，经过长期的考验，经过千千万万人的检 验，经过研究做出评价，我想总是比较容易，比较有条件的。而作出这种评价，正是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文学史应该怎样评价鲁迅、郭沫若、茅盾，在这方面我应该做出自己的页献，我觉得我们可以做出这种贡献。我自己可能做不出什么贡献了，但我愿意为做出这种贡献作出自己的努力，就是使学术空气活跃起来，使学会的组织不是徒有其名。现在学会多，耀邦同志也提过意见，有的学会徒有其名，这当然是不好的。我们的学会，应该是真正从事科学研究的组织，不要务名，而是务实。
本文是作者1983年3月27日在全国首届茅盾研究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原载《文艺报》1983年第7期。
选自《周扬文集》（第五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
参考资料：
1、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2、《周扬文集》（第五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