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与中外文学关系的新探讨——第四届全国茅盾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何本伟
由中国茅盾研究学会、厦门大学中文系、福建省师大中文系、福建社科院文研所、福建省文学学会联合举办的第四届全国茅盾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在中国作协的直接关怀下，于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六日在厦门大学召开。国内外茅盾研究专家学者近八十人参加了会议，提交大会的论文有五十多篇。与会代表就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茅盾与中外文学”，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和交流。
这次茅盾学术研讨会是近年来茅盾研究的一次具有国际性的盛会。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索罗金教授，美籍加拿大亚伯达大学东亚语文系陈幼石教授，日本东京都立大学松井博光教授及其夫人，日本大阪外国语大学中文系主任是永骏副教授、日本横滨国立大学教育学部白水纪子副教授等外国茅盾研究学者应邀参加了这次会议；国内与会的有老作家、中国茅盾研究学会副会长黄源先生，知名的茅盾研究专家、中国茅盾研究学会常务副会长叶子铭教授，副会长孙中田教授、庄钟庆教授，茅盾的亲属韦韬同志，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陈早春同志等。厦门大学副校长郑学檬教授、厦门大学中文系郑朝宗教授等出席了开幕式。
与会者围绕这次大会的中心议题、结合茅盾的创作和理论实践，全面分析了中外文学对茅盾所产生的影响，从整体上把握茅盾创作和理论实践与中外文学的关系，总结出茅盾在中外文化的交流、选择、创新中所作出的卓越贡献和丰富的历史经验，从而使得茅盾研究工作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了新的拓展、新的进步。
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是近年来热门的话题，在中西文化大交流、大汇合的历史时期，应该怎样对待外来文化呢？北京师大中文系李岫副教授在她的论文《对待外来文化的基本原则》中回答了这个问题。李岫同志认为“茅盾以开放性、世界性的眼光、站在古今中外文化的交叉点上，既坚持发扬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也重视从西方文化中吸取观察与表现人生的艺术经验”，这种态度对于我们今天的现实不无启发作用。她认为《西洋文学通论》是茅盾对待中外文学的态度的具体表现，我们应当从其中得到“新的启示”，用正确的态度来对待中西文化的交流和融合，改造我国的古旧文化传统，创造社会主义新的文化。钟桂松同志以《茅盾与吴越文化》为题，把茅盾的创作放在吴越文化环境中进行考察，具体论述了茅盾作品中所体现出的地域性的文化色彩。这一探索性的研究工作对我们进一步理解茅盾创作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新的窗口。
在探讨茅盾与外国文学的关系时，与会者讨论了茅盾与法国文学的关系（钟河林《茅盾的创作和法国文学的关系及其独创》），茅盾与象征主义的关系（黎舟《茅盾与象征主义》）。钟河林同志认为茅盾的创作在题材选择、人物塑造、艺术技巧等方面都明显地受到法国文学和法国作家如左拉、莫泊桑、巴尔扎克等人的影响。黎舟同志认为茅盾对于象征主义的取法是立足于“为人生”的现实主义的精神而进行的，因而茅盾作品中所表现的象征主义的特点，是不等同于西方象征主义的作家，茅盾和他们有着不同的“出发点和归宿”，具有自己的鲜明的现实主义的特色。日本学者是永骏先生在《茅盾的小说文体与二十世纪现实主义》一文中，把茅盾的创作放在二十世纪世界现实主义文学中进行考察，认为“茅盾的小说文章体裁具有一种状况形成的美，坚牢的情景结构中还交织着作者来自内部的热情，成为二十世纪现实主义的范例”。他痛过对茅盾作品的具体分析，认为茅盾和加西亚·马尔克斯一样是“把社会、政治、美熔于一炉，探索全体小说的作家”。任伟光同志在其文章中也认为茅盾的短篇小说的艺术手法较多接受了十九世纪欧洲批判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作家作品以及象征派作家梅特林克、霍普特曼等人的影响，结合着自己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的功底，形成了具有鲜明的独创性的短篇小说的艺术风格。
与会代表也充分认识到中国文学传统对茅盾的影响。有些代表的论文讨论了中国古典诗歌、散文、文论以及小说和茅盾创作的关系，认为茅盾的作品的表现手法、语言风格等等方面都和中国的文学传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与会者在论述茅盾和现代文学作家的关系时，不仅仅对茅盾和鲁迅进行比较研究，而且把茅盾和郭沫若、老舍、胡适、丰子恺等进行了比较研究，找出了他们之间的异同之处，从而更有利于全面认识茅盾，确立茅盾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在对茅盾的文艺理论和批评实践的考察之中，与会者主要对早期茅盾的文艺思想进行了探索。有些同志认为在“五四”时期，茅盾在文艺理论方面对于外国文学的影响是自觉地接受的，他是以理性的态度吸取外国的文艺理论文艺思想、建立自己的文艺观点的。有些代表不同意这种观点。南京大学的丁柏铨同志就认为早期的茅盾的文艺思想是充满着矛盾的，其中有自然主义、表象主义、写实主义等多种成分，这恰恰是由于茅盾对于外国文艺理论的理解消化不深刻的原因。一些代表注意到了茅盾早年和无产阶级文学理论的关系，有人认为茅盾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作出了贡献。关于“左”的文学思想对茅盾影响的问题，看法未尽一致。白水纪子女士认为茅盾的《论无产阶级艺术》一文是译自波格丹诺夫的有关论文，另外一些代表则认为是编译或译述的。有的论文探讨了茅盾的文学风格论与中外文论的关系。庄钟庆教授在其论文《茅盾的文学风格论断想》中便认为茅盾的文学风格理论同古希腊亚里斯多德和近代的圣·佩韦、泰纳、勃兰兑斯、法朗士的论文以及《文心雕龙》、《诗品》等中国古代文论名著都有着紧密的联系。庄钟庆教授认为，茅盾无论对“风格与时代的关系”的论述，还是对“风格与作家的个性问题”的论述，都“师法并发展了中外有关理论”，“并构成自己的特色”。黄源同志认为还应该研究茅盾的文学风格论和作家主体的关系，这样才能全面理解茅盾文学风格论。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会议上出现了对茅盾的美学思想进行研究的论文和观点。孙中田教授用美学的原理重新考察了《子夜》，认为《子夜》中对于罪恶残酷的现实的反映，具有一种“化丑为美”的艺术效果。刘国清的《茅盾美学思想探微》从茅盾强调文学的“真”文学的创造性和文学的社会功利性等几方面，阐发了茅盾的美学思想。曹万生的《理性·社会·客体—茅盾美学思想论稿》，分茅盾艺术美论，茅盾艺术美感论、茅盾门类艺术美学三篇全面论述了茅盾的美学思想。其认为茅盾提出了“美是创造、美是和谐两大美学命题”，“和谐说和创造说是茅盾对艺术美本体论的统一把握”，而“和谐说，从某种意义上，开启了中国当代美学研究的新路和先河”。他还认为“茅盾以论为核心的理重于情的主张及其实践，为中国现代中长篇小说的成熟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这些研究都显示了茅盾研究领域中新的开拓。
对茅盾创作中的“性”描写，与会代表也有论及。吴向北在其文章中认为茅盾作品中的“性”描写“始终把握着同社会的联系”，“为读者提供了一个了解变化着的社会和时代的特殊窗口”。而其中对“女性自主意识的描写，则有其非同寻常的社会认识意义”，应当从“妇女解放”、“社会解放”的角度来理解茅盾创作中的有关性描写，应该看到这是对于“更深层次上的妇女觉酷的呼吁”。陈幼石教授则从《水藻行》、《烟云》等作品中有关性描写，揭示出中国私有制度的罪恶，并认为只有彻底的思想解放、才能够彻底清算私有制的罪恶，才不会产生畸形的性和爱，以及不合理的婚姻制度。
重评《子夜》是一些年青的茅盾研究者在这次大会上提出来的。这些代表认为《子夜》创作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创作模式，即为了先验的政治观点而轻视舍弃对小说艺术性的关注的创作倾向。他们认为这一模式对中国现代文学有着极大的影响。但多数代表不同意这一观点，他们认为《子夜》作为现代文学史上少有的名著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是永骏先生的论文中也完全赞同日本的英国文学研究者筱田一士将《子夜》列为二十世纪世界十大杰出名著之一的观点，松井博光先生则表示要重译《子夜》，让更多的日本读者看到《子夜》的新译本。关于茅盾的创作对后来作家的影响，有些代表也有所论及。金燕玉同志认为茅盾的创作不仅对现代文学史上的作家产生过影响，而且对当代的一些作家仍有着重要的影响。张椿同志在其文章中也认为茅盾创作中所体现出的现实主义创作风格对现代、当代中国文学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是不容忽视的。
对《野蔷薇》的评析，也出现了新的观点。毕玲蔷同志认为从《野蔷薇》中看到了茅盾在生死、善恶、理想三方面所具有的尼采哲学的色彩，论述了尼采哲学对茅盾早期创作的影响。有的代表则超越了仅仅停留在“人物形象的分析和历史内容的挖掘”的层面上考察，得出的结论是认为《野蔷薇》是产生于现实而又超越于现实的生命意识的表现，是对人生道路的深沉思索和痛苦选择的艺术记录，从而看到了“恋爱描写的背景中”所蕴含的“重大问题”—“人生问题的思索和人生道路的扶择”。
叶子铭教授在其发言中强调茅盾研究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他希望研究者把自己的研究和当前的社会现实和文化状况结合起来进行，不要脱离现实进行纯“书斋式”的研究。这次会议开得生动活泼，富有学术的创造性精神。相信这次茅盾研究学术讨论会必将对今后的茅盾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产生巨大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何本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