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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茅盾研究回顾与前瞻学术讨论会暨中国茅盾研究会理事会综述

发布时间:2014-07-23  发布人:管理员
 

钟海波  冯超

      201471314日,由中国茅盾研究会和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主办、台湾花木兰文化出版社和安徽黄山书社协办的“茅盾研究回顾与前瞻学术讨论会暨中国茅盾研究会理事会”在古城西安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近80人出席了本次会议。讨论会上,专家学者们就茅盾研究的历史、现状、未来发展以及相关史料的整理发掘、茅盾的文学创作、文艺批评和研究、文学期刊编辑等问题分六场进行深入广泛的交流讨论。代表们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既有共同认识,也有不同思想的交锋,气氛活跃、热烈。现将会议主要内容综述如下。

一、茅盾研究历史回顾及成果展示

       研究历史回顾。茅盾评说与研究至今已经已有90余年的历史,回顾茅盾研究历史成为本次会议的一个核心议题。中国茅盾研究会顾问、前副会长吴福辉研究员(中国现代文学馆)在致开幕词的同时,结合自己从事茅盾研究的经历,讲述了茅盾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并对茅盾研究会的工作及年轻学者提出了希望和要求。钱振纲(北京师范大学)对国内外茅盾研究状况进行了历史回顾和思考,认为:无论中国社会思潮如何变迁,茅盾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文学大家;经过几代人的努力,茅盾研究已经取得了颇为可观且值得珍视的成果,对这些成果给予整合性出版是必要的;贬抑茅盾的声音并没有撼动其文学史地位,但它作为一种学术史现象值得重视和思考;茅盾研究仍在进行中,研究者任重而道远。方宁(《文艺研究》杂志社)对深入研究茅盾的必要性给予了强调,并对目前茅盾研究处于低迷状态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茅盾研究要有更为强烈的问题意识、更为专业的史料意识及更为严肃的学术态度,要努力造成常态的批评及反批评的学术风气。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李国平(《小说评论》编辑部)对茅盾及茅盾研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并结合陕西当代文学历史与茅盾文学奖的关联,阐释了茅盾小说创作的成就及其影响作用。孙强(西北师范大学)对茅盾研究历史予以全面回顾和总结,并对不同时期茅盾研究的特点进行了概括和分析。他强调: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茅盾研究在比较研究、文化学研究及现代性研究等方面取得了重要的成就,但也留下了许多值得反思的问题。陈芬尧(浙江崇仁镇中学)总结了80年代以来的茅盾研究历史,他认为以往的成果或侧重于研究格局的突破,或侧重于观念的更新,新方法的采用,或二者兼顾,齐头并进,这三方面均有极大成就。但比之中国现代文学的其他分支学科,尤其是鲁迅研究,则茅盾研究无论发表学术论文的阵地(刊物),还是研究论文篇目索引、研究论著书目及研究书录的编写和学术论著的编纂,都还远远不及。赵焕亭(平顶山学院)对茅盾的文学批评研究历史予以回顾。她首先对茅盾的“作家论”研究之研究进行了整体的考察,在对此类研究成果系统归纳和整理后,进一步指出了茅盾“作家论”所具有的当代价值和意义。李继凯(陕西师范大学)简要总结了茅盾书法研究历史。他还指出,研究茅盾书法,不仅可以进入到更为宽广而又具体的文化领域,也可从中探讨茅公笔墨所蕴含的书法文化真谛以及书写者心脉律动的奥秘。但学术界对茅盾书法文本、文学文本与书法文化的关联性研究,其成果还相当薄弱。杨玉英(乐山师院)就斯洛伐克汉学家马立安·高利克的茅盾研究作了介绍。她说马立安·高利克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长达六十年,他给予关注的作家众多,但研究茅盾最为深入,他的研究包括:茅盾的思想、创作、文艺批评、神话及尼采研究几方面。他的专著有《茅盾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等十九种,值得我们重视和借鉴。一些学者及与会研究生还就茅盾的《子夜》、《春蚕》、《白杨礼赞》、《林家铺子》等名篇的研究史进行了初步的梳理。

研究成果展示。开幕式之后,台湾花木兰文化出版社和安徽黄山书社展示了他们有关茅盾研究的出版成果。台湾花木兰文化出版社举行了由钱振纲、钟桂松主编的《茅盾研究八十年书系》首发仪式。该社社长高小娟女士和总编辑杜洁祥先生出席了仪式。主编钱振纲教授介绍了该书系的编辑过程及主要特点,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杨扬作为作者代表发表了感言。在目前学术著作出版发行相当困难的条件下,花木兰文化出版社秉持“长尾”营销理念,坚持出版高品位系列学术著作的宗旨,所出版的《茅盾研究八十年书系》对80余年来的茅盾研究单行本成果进行了一次恢宏壮观的巡礼。该书系收书49种,煌煌60册,装帧精美,版式大气,编校精细。书系以专题性论著为主,有旧作也有新著。既有早年的《茅盾评传》(伏志英编)、《茅盾论》(黄人影编)和《茅盾小说讲话》(吴奔星)等,也有晚近的新著,如李继凯的《“师者”茅盾先生》、李广德的《茅盾及茅盾研究论》等。书系也收有一些论文集、回忆录、采访录、传记和年谱等,如叶子铭的《梦回星移——茅盾晚年的生活见闻》、韦韬、陈小曼的《父亲茅盾的晚年》和《我的父亲茅盾》。还有少量译著,如杨玉英新译的斯洛伐克学者马立安·高利克的《茅盾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等。之后,安徽黄山书社又展示了他们今年3月出版的《茅盾全集》42卷。该书由茅盾之子韦韬授权,由茅盾研究专家钟桂松主编,由编辑人员经过三年精心编校而成。新版《茅盾全集》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茅盾全集》的基础上增收了大量新发现的茅盾的书信和文章以及多幅珍贵照片。同时,新版《茅盾全集》对全集的布局也进行了调整。新版《茅盾全集》的出版,对进一步推动茅盾研究必将发挥积极的作用。

二、重视史料发掘

重视史料发掘与整理是本次会议与会代表的共识。杨扬(华东师范大学)在会上披露了他两次去台湾访学所见有关茅盾的史料。这些史料是国民党撤离大陆时带去的,以前一直未向社会公布。这些文档大致有三类:其一,30年代国民党对左翼文艺的政策、态度问题。材料中有一些文件反映出国民党政府对左翼文学阵营实施了打压手段。但未见到打击鲁迅、茅盾的文字材料。其二,抗战时期,茅盾从香港经桂林到武汉。蒋介石要召见四个著名文化人,军统呈报给蒋介石一些书面材料,其中讲到茅盾、他的家人及他与延安的关系情况。其三,茅盾在新疆。有些材料记录了茅盾等所谓“共匪”在新疆的活动情况。也有材料记录了茅盾从迪化出逃后,盛世才向蒋介石请示缉拿茅盾的秘密文件。这些材料是由非专业技术人员处理的,内容客观。张积玉(陕西师范大学)通过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介绍了著名翻译家、理论家张仲实与茅盾交往的具体史实。其一,30年代在上海。张仲实与茅盾于1935年在上海相识。张仲实负责“世界文学丛书”编辑,他经常向茅盾请教,俩人过从甚密。1936年,由邹韬奋提议,请茅盾做主持,编辑《中国的一日》一书。张仲实作为出版单位生活书店的总编辑,担任该书的编委、撰稿人,该书出版后,产生重大反响。其二,辗转新疆。19392月至19405月,张仲实与茅盾及其一家应杜重远之邀去新疆。他们在新疆宣传抗战,为推进新疆文化、教育和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们在新疆可谓同生死,共患难。其三,延安岁月。1940525日,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安排下,张仲实和茅盾随朱德总司令的车队顺利到达延安。在延安时期,他们经常见面,来往密切,对延安文化发展都多有贡献。其四,建国以后。建国后的张仲实和茅盾都担任了重要工作,但他们仍常在一起探讨一些理论问题。李明(上海影社艺术学院)梳理并探讨分析鲁迅与《子夜》关系的方方面面。他说《子夜》是代表20世纪30年代中国左翼文学实绩的重要长篇小说。作为“左联”时期和茅盾关系异常密切的“战友”,鲁迅对《子夜》的写作及出版十分关注。鲁迅书信评论中有六处提及《子夜》。分析鲁迅与《子夜》的关系,对于深入认识和评价《子夜》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真切体察两位文学大师之间的交往史实,具有一定的参照价值和启示意义。陈福康(上海外国语大学)通过对五四文人书信的研究,发掘出一些重要研究资料。如,他从最近影印出版的王伯祥日记中发现一些不为人知的重要史实,此外他结合朱自清日记、俞平伯致周作人信等资料,谈了他对与茅盾有关的“施公案”(鲁迅当年批评施蛰存)的新看法。陈福康从史料着手研究当时文化生态、文人的关系、由知识分子构成的文化场,具有重要价值,这种研究也打通了史学研究与文学研究的壁障。

三、关注文学创作

对茅盾的作品研究是本次会议又一主要议题。对文本的重新解读与阐释不仅有助于开拓领域、深化认识、填补空白,更有助于活跃学术气氛、刺激学术思想、催生学术成果。从作品出发,以文本为依据的相关研究,则在相当程度上可以促进对诸多问题的深入探讨。

《子夜》是会议关注的焦点之一。张鸿声(中国传媒大学)通过文本细读发现《子夜》中存在两个“上海”。一个发达繁荣的上海,一个破败破产的上海。这是由于上海文化的独特性造成的。李国华(同济大学)认为以上海为背景,《子夜》呈现了远比《虹》复杂的意识形态图景,也远比同时期其他以上海为背景的作品如田汉《上海》、穆时英《中国一九三一》、曹禺《日出》丰富。茅盾在《子夜》中以“集团主义”意识形态将大上海的碎片拼合成了一个总体,在此总体中,“集团主义”获得了小说远景。陈思广(四川大学)对建国前《子夜》不同版本进行比较分析研究。在考察文本删节的内容与过程的基础上,试图厘清隐藏在文本之后的秘密,而赵丹(北京师范大学)通过具体详实的数据来论证《子夜》对1930年中国民族工业危机反映的准确性。钟海林(陕西师范大学)结合当下中国的经济现状而从经济视角研究《子夜》,她认为茅盾的《子夜》说明一个道理:只有推翻腐败的旧政府,建立强有力的新政权,中国的经济才能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茅盾其他主要作品也受到大会的关注。吕周聚(山东师范大学)从文本出发,将以“希望与虚妄、革命与爱情、妖气与魔力、男性与女性”等多重因素组建而成的《虹》视为茅盾与秦德君二人合作的产物,他认为《虹》文本独特,书名具有象征意义,他的发言引起了热烈的讨论。李刚(长治学院)认为知识分子参加革命所遭遇的困惑和焦虑是文学中一个永恒的话题。《路》与《三人行》在探索知识分子思想的转变问题上,是相当重要的两部小说。田丰(山东大学)运用互文理论对比研究茅盾《豹子头林冲》、《石碣》和《大泽乡》等三篇历史小说与《水浒》、《史记》等中外历史小说的互文关系。他说茅盾的历史小说正是在广泛吸收和借鉴中外优秀历史小说作品的基础上创作而成的。张宗刚(南京理工大学)认为茅盾的散文《白杨礼赞》、《风景谈》是很能体现茅盾才气的两篇作品,它们显示出独特的文体特色,具有原创性。这两篇散文对当代散文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此外,阎浩岗(河北大学)从贫困叙事的角度分析茅盾二三十年代小说中的乡村叙事特点及其美学价值。余连祥(湖州师院)从灾害叙事的角度分析茅盾的江南小镇文学创作。蔺春华(浙江传媒学院)从政治文化的视角比较研究茅盾与王蒙在女性书写的异与同。大都视角独特,提出了具有启发性的思路及观点。

                         四、关于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

会议关于茅盾的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涉及批评方法、批评思维、古今作品研究等问题。赵学勇(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认为茅盾早期文学批评方法独特,这在很大程度上受惠于他对神话学、人类学的广泛涉猎。茅盾说阿Q是关于中国人品性的一个结晶,在现代中国评坛上,这种独到的批评因具备了人种学、人类学的自觉而明显高出一筹。更值得注意的是,茅盾对20年代几位乡土作家的独特把握。如他看中彭家煌和许杰的“地方色彩”,他们都写了“农民的无知”,农民的“原始性”。这或许是当时对乡土作家的这些作品最切合实际的批评,这些批评的独到与深刻正是文化人类学所赋予的。苏永延(厦门大学)认为茅盾的批评思维方式虽然带有西方文学批评的痕迹,然而又脱胎于西方理论,融入了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思维特质,具体表现为我国传统思维中的点评法,即言简意赅,一语中的,不枝不蔓,这与西方思维注重逻辑的步步推演大不相同;辩证思维法,即灵活通脱,不粘不滞,中肯客观,这也是他源于西方而又能超乎其外的根本原因。

关于茅盾的现当代作品评论,学者们有不同看法。杨迎平(南京晓庄学院文学院)认为茅盾对《呼兰河传》有误读,而且这种误读影响着半个多世纪的萧红研究。艺术上,茅盾只认识到《呼兰河传》的抒情性,其实《呼兰河传》更具有戏剧性的讽刺;在思想上,茅盾认为《呼兰河传》缺乏积极性,没有描写封建的剥削压迫和日本帝国主义血腥的侵略,其实萧红是在嘲讽国民的劣根性;在情绪上,茅盾认为萧红因自身的痛苦而寂寞,其实萧红超越了她的痛苦,反思地是中华民族的命运。她说应从上述三个方面重新理解萧红、解读《呼兰河传》。张元珂(中国现代文学馆)通过一个特殊的版本:眉批本,即由茅盾阅读并做评点,后保存于中国现代文学馆(茅盾故居)而留存于世的珍稀版本,研究茅盾的文艺观,他说茅盾对《青春之歌》的点评高层建瓴,既展现了其随意挥洒、率性而为的文人风范,也体现了其深入文本内部、直击要害的评点功力。最为关键的是,茅盾的点评既不歌功颂德,也不掩饰问题,侧重讨论小说艺术及细部修辞上的缺陷,展现了一种完全不同于1950年代主导性批评话语的风范。茅盾对《青春之歌》所做的评点,其经验在今天依然值得借鉴。

在茅盾的古代文学研究方面,刘东方(聊城大学文学院)探讨茅盾了对《红楼梦》语言的研究及其价值。茅盾在《关于曹雪芹》一文中,对《红楼梦》的语言特点进行了分析。他说茅盾对《红楼梦》叙述语言的语体的分析,给了我们较大的启示。其一,茅盾的研究告诉我们,古代的文言和白话是互相借鉴、互相渗透、互相融合甚至是互相欣赏的。其二,现代白话不是凭空产生的,它仅仅是几个留美青年学生来来回回写信作诗讨论的产物,也不是当下学术界认为的那样有西方现代语言学和形式主义理论的背景,它在中国文学内部有着漫长的酝酿和准备期,现代白话语言有自己的“传统的根脉”。其三,重视中国语言的古今演变。

                                 五、理事会及其他

 除了上述内容以外,会议还涉及到茅盾的生活与思想、编辑活动以及理事会工作等问题。   孔海珠(上海社科院)研究员从茅盾成材的基础、家庭教育、脱颖而出的条件,展示了茅盾的成材之路。范志强(浙江万里学院)总结了茅盾的编辑思想与理念:重视文学期刊的社会传播功能,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投入到文学期刊活动中;敏锐的感知时代脉搏,站在时代的高度,把优秀的精神生产成果固定化;注重期刊内容和形式的完美。他认为茅盾的编辑思想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和指导意义。商昌宝(天津师范大学)的发言集中探讨了晚年茅盾的生活与思想,他认为,茅盾在建国后的命运是被动选择的结果。作为一个昔日的知识精英,没有留下他对那个时代的深入思考,这一点不仅仅是遗憾,而且让人怀疑其晚年作为知识精英的身份本身。刘永丽(四川师范大学)对茅盾早期小说中革命话语的置换与书写,进行了独到的分析,认为茅盾对于革命的理解和具体书写,有其个人化的取舍,导致了革命话语多重语义的置换现象。杨华丽(绵阳师院)全面梳理国民党文网制度与茅盾30年代的文学创作活动、文学编辑活动及《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的编选与出版的关系,肯定了茅盾1933-1935年间文学活动的价值和意义。

会议期间,还召开了中国茅盾研究会理事会及理事会扩大会议。钱振纲会长主持了会议,学会顾问吴福辉研究员、学会秘书长许建辉研究员以及20多位理事和近几年在茅盾研究方面较为活跃的学者参加了理事会及理事扩大会议。会议商讨了2016年茅盾学术研讨大会的筹备工作和学会未来发展的措施,理事会还决定发展了一批新会员,提出了增补新理事和副会长的动议。会议期间,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西安市副市长吴义勤教授看望了与会代表。

本次会议收到交流论文40余篇。由于临时急务等原因未能参会的丁尔纲、钟桂松、陆哨林、周景雷、贾振勇、段从学、周惠等先生,也提供了书面建议或论文。整体来看,本次会议对冲破当下茅盾研究相对沉寂的局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经过充分的交流和讨论,大家一致认为,茅盾研究依然有很大的拓展空间,依然有说不尽的话题。从本次会议的成功举办以及“青年论坛”来看,茅盾研究后继有人,其前景与未来是乐观的。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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