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与夏衍的电影情缘
钟桂松《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06-05-19 第07版 )
茅盾和夏衍都是浙江人，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里，因电影情缘两人结下了真挚的友谊。
茅盾１８９６年出生在浙江桐乡乌镇，夏衍１９００年出生在杭州，两人相识于上世纪３０年代上海左联时期，结缘于电影《春蚕》的拍摄。新中国成立后，夏衍从上海调到北京，担任文化部副部长，与文化部长茅盾共同为新中国的文化事业呕心沥血，期间经历了电影《林家铺子》的酸甜苦辣，经历了“文革”浩劫的苦难，也一起迎来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绚烂晚霞。
１９３２年１１月，茅盾的《春蚕》在《现代》第二卷第一期上发表后，受到广泛好评。次年５月，开明书店出版《春蚕》小说集，夏衍非常喜欢，化名罗浮，对小说集给予评论。其实，在此之前，夏衍已化名蔡叔声将《春蚕》改编成电影剧本，在《明星月刊》１９３３年第１卷５—６期上连载。尽管当时《春蚕》是无声电影，但这是中国新文艺作品搬上银幕的第一次尝试，所以摄制《春蚕》的明星公司非常重视，为使影片更真实地反映蚕事生活，专门从苏州请来３位专家负责养蚕，并将上海蒲石路的摄影棚改作蚕室，完全按养蚕程序进行拍摄。当时，夏衍常常在拍摄现场参观指导，期间还陪同茅盾去现场参观。据导演程步高回忆，“在摄制中剧作者常来探望我们。我们有不懂或不明白的情况，亦常向他请教，他就给我们说个清楚，循循善诱。有一个晚上，在拍摄老通宝家时，剧作者陪着茅盾先生来参观，跟我们说了一会儿，细致地看了一会儿。”
由电影《春蚕》的拍摄，茅盾和夏衍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此后，夏衍就成了我家的常客。”茅盾事后回忆道。
《春蚕》拍摄成功后，上海《晨报》“每日电影”副刊为此专门召开过一个座谈会，参加这个座谈会的有程步高、姚苏凤、沈西苓、阳翰笙、叶灵凤、赵铭彝、郑伯奇、阿英、夏衍等人。当时影坛、文坛都给予好评，赵家璧、罗庚等发表文章给予肯定，穆木天发表《看了〈春蚕〉影片以后》一文，认为《春蚕》拍摄成功，是“中国电影文化之进步，中国新文化之进步”。
茅盾晚年回忆说：“夏衍把《春蚕》改编成电影，这是他和我的第一次合作。３０年后，我们又有了第二次的合作，他又把我的《林家铺子》改编成电影。但是这次合作却带来了大灾难！《林家铺子》的改编为电影，成为夏衍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罪状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茅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长，几年后，即１９５４年１０月，夏衍被任命为文化部副部长，次年８月到任，分管电影和外事工作。
夏衍主政中国电影时，改编《林家铺子》的念头又冒了出来。夏衍怀着强烈的创作冲动问北影厂厂长汪洋：“茅盾的《林家铺子》你们敢拍吗？给我一个月假，我交给你们一个剧本。”在北京电影制片厂的支持下，夏衍利用业余时间，把《林家铺子》改编成电影文学剧本。１９５８年，北京电影制片厂一个阵容强大的摄制班子成立了，导演水华、摄影钱江、副导演谢铁骊、欧凡，演员谢添等等。《林家铺子》摄制组南下江浙，辗转杭嘉湖一带，浙江的菱湖等水乡小镇都留下了摄制组的辛勤足迹。影片真实地再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林家铺子》的生活场景。后来，影片于１９５９年作为国庆十周年献礼片由北京电影制片厂出品。
高水准、大投入的《林家铺子》一上映，就在全国上下引起了一片赞扬声。夏衍改编茅盾的名著又一次成功了！艺术评论家何家槐高度评价这部影片，认为“《林家铺子》是一部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都相当高的影片”。汪岁寒、梅阡、甘惜分等电影评论家也纷纷在媒体上发表文章，称赞电影《林家铺子》于朴素中见深刻。然而，事隔五六年后，即１９６５年初，茅盾卸去文化部长改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夏衍免去当了十年的文化部副部长之后，一场针对茅盾、夏衍的大批判运动从天而降，电影《林家铺子》顷刻间便成了“丑化工人形象”、“美化资产阶级”的“大毒草”！这就是茅盾所说的第二次和夏衍合作“带来了大灾难”。
好在历史是公正的。上世纪８０年代，夏衍改编的这部《林家铺子》重新上映，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获好评，被称为“中国电影顶峰之作”。这也给予了茅盾、夏衍的电影情缘以充分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