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己奉公的茅盾

徐春雷

桐乡市文化馆  浙江桐乡  314500

出生于桐乡乌镇的茅盾（沈雁冰），是一位驰名中外的伟大作家，也是新中国第一任文化部长。他自1916年开始从事文学活动以来，在漫长的60余年中，创作了《蚀》、《子夜》、《霜叶红似二月花》、《春蚕》、《林家铺子》等1000多万字珍贵的文学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为此，人们在谈论茅盾的时候，往往对他在文学创作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评价较多，而对他在担任文化部长期间的业绩却知之甚少。

茅盾自1949至1964年连续担任了15年文化部长。他在担任文化部长期间，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文艺方针政策，为祖国文化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他廉政勤政，克己奉公，处处以国家利益为重，表现出一个国家公务人员的高尚品格。

他廉洁从政，公私分明，处处以身作则。作为曾担任文化部长、政协副主席、作协主席等重要职务的领导干部，用几张公家的信笺信封写信，这本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但他却十分注意。我从乌镇茅盾故居的大量资料中发现，凡是他以私人的名义给家乡单位、亲友的一些书信，从来不用公家信笺信封。他给乌镇堂外甥祝人杰写的一些信，所用信笺均为普通的打字纸，信笺也是街上卖的那种极普通的信封。在对待公私问题上，他不仅自己以身作则，对身边工作人员也严格要求。一年夏天，他和夫人一起到大连海边去度假。因为气候变化，他写信要北京家里寄来衣服。在家的警卫员收到信后，马上给他寄来一个衣包，一封回信也顺便夹在邮包里。他发现这一情况以后，心里很不高兴，批评警卫员，不应该将信夹在邮包里寄，认为这是在揩国家的油。

作为中央文化部长，也算是高层领导干部了。当了高官，亲戚朋友盼望帮助解决点困难，也是人之常情。但是茅盾原则性很强，他从不以权谋私，一切秉公办事。解放初期，他刚担任文化部长，来上海出差，家乡乌镇有两个亲友找他推荐一份工作。他对两位亲友说，现在新中国刚建立，确实很需要干部，但我不能私人给你们介绍工作，这是组织原则。我只能通过有关同志介绍你们去“革大”学习，然后由革大分配工作（那两个同志后来回乡找到了工作没有去革大）。改革开放初期，刚恢复高考，他的堂弟有个亲戚要报考大学，又怕考不上，堂弟给他写了封信，要他帮助走走关系。他在回信中说：“高级干部要以身作则，更要坚持原则，不开走后门之路，这是我们经常得到的告诫。”在他的诚恳教育下，堂弟的认识也提高了一步。

在经济方面，茅盾从不贪占公家财物，有时反而倒贴于公。作为正部级领导干部，有时会被安排一定时间去外地度假。而休假所需的路费、住宿费等是可以报销的。但茅盾按规定外出度假，向来都是自己掏腰包。有一次，他和夫人一起乘飞机去海南休假，其费用也不去报销，办事人员觉得路费数目太大，就对他说：“沈部长，按规定这些是可以报销的，为什么不报？”他说：“我的收入可以支付这笔路费，不必去报了。”作为正部级干部，当时他的工资有400多元，看起来收入是比较高，但是，他的夫人孔德沚没有工作（解放初她曾向领导提出要求参加工作。周总理对她说，你的任务是照顾好茅盾同志，这就是你的革命工作）所以，茅盾一个人的工资收入，要支付房屋租金、水电杂费、保姆佣金，以及家中衣食住行、购书订报等一切开销，支出还是不小的。虽然他有稿费收入，但他把大部分稿费存在银行里，后来捐给了国家，作为长篇小说奖励基金。

该报销的不去报销，宁可自己掏腰包。别人看起来好像挺大方阔气的。其实他生活非常简朴、节俭。在担任文化部长的15年间，无论在吃、住、行以及服务人员的配备等方面，他从未向组织提出过什么要求，有时按级别应该享受的待遇，他也不去追求，听任组织安排。解放初期，中央众多机构纷纷建立，干部住房特别紧张。当时茅盾被安置在文化部宿舍大院里的一栋小楼里。这小楼面积狭窄，环境较杂，里面设备除几件陈旧的桌椅之外，能用的器具很少。茅盾毫不在意，他因陋就简，自己花钱添置了一些书柜、书橱，用来存放自己的藏书。后来，随着国家经济的恢复发展，机关办公住宿用房逐步得到改善，但他仍原地未搬。一次有位朋友来造访他，说：“茅公，你们怎么还住在这种小楼里，不嫌气闷吗？像你这样级别的干部，大多搬迁到比较好的四合院平房里去了。那里房子宽敞，又有庭院，空气好。”茅盾笑笑说：“我住在这个大院里，上班方便。再说，现在我们只两个人，已经够住了，房子大了，就需要增加服务人员，太排场了。”就这样他在这栋狭窄的小楼里，一住就是25年，直到他70多岁的时候，因为上下楼实在不便，才在管理局的调配下搬到了东城区后圆恩寺胡同13号那幢四合院（现为北京茅盾故居）居住。

在穿的方面，他从不追求派头排场。担任文化部长期间，常要代表国家出国访问。这时，有关单位就会为他量身定制几套“出客”服装。当问及需要怎样的料子和样式时，他总是听从组织安排，不提个人要求。而平常在家里，他对穿着就更随便了。他喜欢穿中式褂裤，连裤带都是中式的。棉袄棉裤一直保留着家乡的传统习俗，全是丝绵翻制，而且都是夫人亲手缝制。他穿着很省俭，有些衣褂，袖肘磨破了，也不舍得丢弃，让保姆补一补继续穿。抗战胜利后在上海买的那双黄皮鞋，穿了几十年还一直在穿。

吃食方面，他也不特别讲究。按规定，像他这样的正部级干部，可以配一名专职厨师，为其烧饭做菜，但是，他一直不要，自己雇了一个从家乡来的保姆。他觉得保姆和夫人烧的饭菜更合他的口味。后来保姆走了，夫人病逝了，实在没有办法，才请了一个非正式的女厨师。所谓“非正式”，就是这个厨师非一家专用，而是数家兼职。

因为茅盾习惯了简朴节俭的生活，不着意去追求所谓的高档次，所以有些应该享受的权益，他竟盲然无知。比如按当时规定，他家应该有一本“特供本”。凭这本特供本，可以到商店或菜市场特供部买到一些外面市场上买不到的商品。比如五粮液老酒，中华牌香烟，冰冻大虾等。后来听那个女厨师说了才知道他家有权获得这种“特供本”。也还是这个女厨师，她来帮工时见茅盾家所用的电视机，仍是上世纪五十年代苏联生产那种黑白电视机。就告诉他们说，最近管理局购到一批西德生产的24寸彩电，是专门配给需要彩电的副总理以上首长的，你们可以去购买。全靠女厨师提供了信息，茅盾家用了20多年的黑白电视机，才换上了24寸的彩电。

按解放初期制订的干部行政级别（从1级到24级）。茅盾是文化部长，算省、部级正职，相当于五级，这官位不低。但他当官没有官架子，和平民百姓一样，自己能做的事都尽量自己干。在担任文化部长的时候，他每年总要去外地出差两三次。在这期间，他的生活起居都是自己操办，从不依赖警卫员和秘书（一般不带秘书）。每次出差，他和其他一般干部一样，带着一只小衣箱（里面放着换替衣服）和一只帆布提包（里面装着牙刷、牙膏、肥皂、毛巾、梳子、剃须刀等），住下后，一切生活均自己料理。据其子韦韬回忆，他曾听其父亲讲过这样一件事：1953年春天，茅盾作为全国慰问解放军总团华东分团副团长，去华东各地开展慰问活动。一天，来到东南沿海某地。他与一位解放军首长同住一个房间。一进卧室，茅盾立即从衣箱和布包里取出换替衣服及洗漱用品。忙了一阵之后，正准备去洗澡，可他发现同来的那位首长，却一直躺在沙发上养神，不动身色。一会儿，只听得他一声呼唤：“小某，把要用的东西取出来，再去打盆洗脸水！”于是一位年轻警卫员立即走进房来，按首长吩咐，从衣箱里取出衣裤，挂上衣架，接着又去打来洗脸水，并放进毛巾。一切侍候妥贴，就等首长享用。茅盾见此情景，大惑不解：这位参加革命几十年的高级将领，可能出身还很贫寒，怎么会有这样的作风呢？这件事茅盾印象特深，他曾不止一次地讲给家人听。

从以上很多细小的事情中，我们可以看出，茅盾不仅是一位伟大的革命作家，他也是一个廉政勤政、克己奉公的好部长。他在逝世前四个月，曾录写下“俯首甘为孺子牛”七个字。他是一头全心全意为人民的“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