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心向着你们”——悼念茅盾同志
曹禺
最近一个时期，常常听到茅盾先生的身体时好时坏。一会儿听说他住院了，过些时候，又听说他出院了。然而在《新文学史料》中，不断看到洋洋万言的《回忆录》，总以为他的健康还可以维持下去，我还有机会去看他。
那晚，在剧场看戏，遇见了周扬同志，他告诉我，茅盾先生的健康情况很不好，一直在昏迷不醒，许多老病都复发了。这一夜，我十分不安。
第二天，我忙到北京医院看望。茅盾先生闭着眼睛，似乎睡着。床边立着氧气罐，他的儿子韦韬同志告诉我，他已是整日整夜地吸氧了。医生说似乎有好转，或有延长一段时间的可能。也许这是不得已安慰的言语吧？我觉得这也可能有些根据。多少人在外边诚心地盼望茅盾先生早出院，继续写完他的《回忆录》。又有多少读者根本不知先生病在垂危，以为他仍然是健康的，正不断写出文章来滋育培养祖国的后代。我默默在床边望着。我只想不要惊动先生，但韦韬一定要唤醒茅盾先生。我急忙阻拦，没有来得及，茅盾先生已经睁开眼睛。我赶快上前，还没等我唤出声，就听见茅盾先生微弱的声音：“曹禺，??”下面他还在说，但我实在听不清，只有最后两个字，我听出了，他说：“谢谢！”
我告诉韦韬，我是在茅盾先生熏陶下的后辈，我来探望先生，同时也代表有多少人想来而没有能来的，先生精神好点时，请一定告诉他。告别时，茅盾先生已经又慢慢地沉睡了，他的脸苍白着回来后，我立即给几个朋友通了电话，把这个好转的消息告诉他们，叫他们放心一些。
第二天，我正在写稿子，得到消息，茅盾先生故去了。
他离开我们了。我再也写不下去什么。
下午开学习会，周扬同志把不幸的消息告诉大家。他谈着谈着，眼里涌出不尽的泪水。他说不下去了，只好请贺敬之同志来读茅盾先生致党中央的遗书。
我和同志们沉默着，流下热泪。
散会后，我重又想看到他，虽然他昨天就已不在了。但，我还是要去看他。
史群吉同志劝我说，他一定已经不在那里了。我没有听，依旧到了北京医院，又走到119 病室。房间里收拾得非常干净整洁。那张床上空荡荡的，铺着雪白的床单。不在了，是不在了。连韦韬也不在了。并非是人去楼空之感，而是深切地感到一个可亲可敬的灵魂去了。
伟大的人并不是常能遇见的，但我的祖国在我生时，却出现不少千古人物，有的就在一个城中，有的和我近在咫尺。我常以为早晚总能相会长谈，我竟失去和他们接近的许多机会。
对茅盾先生，我不知有多少次想探望他，甚至想和先生长谈几次。我知道他平易近人，也很健谈。然而，大约我总觉得他是前一辈的作家，共同的经历和话头不多吧，我没有决心闯过我自己设的难关，没有单独访问他。我羞涩，我见生朋友和师辈常发怵，怕给他添麻烦，终于未能和先生畅叙几次。现在他故去了，我悲痛，还深感对不起茅盾先生，因为我竟然忘记他是乐于见友朋的，从不把自己当作大人物看。我错过了求教的机会。
一九三七年，大公报举办文艺奖，其中有《日出》。大公报副刊主编萧乾办了一版副刊专为介绍《日出》，巴金、靳以、杨刚、荒煤、朱光潜等朋友都写了文章。那充满最恳切的鼓励的头一篇文章，是茅盾先生写的。尽管那时，我还没有与茅盾先生相识。
我一点不了解他的为人，想不到竟是这样的热情洋溢。
在长沙时，曾经得到他一封信，约我为刊物写文章。当时忙于搞抗日宣传，还要教书，匆匆之中竟没顾上及时复信。至今想起都很抱愧。而那封笔迹秀劲的来信，也流失了。
在重庆的一段日子，常常能与茅盾先生见面，他是中华全国抗敌作家协会的主席。每次见他，听他谈话都那样娓娓动听，教益是不能忘怀的。
一九四六年，我去国外讲学之前，非常想见总理一面。但总理那时已不在重庆。我给八路军办事处打电话，找吴老、董老，都不在家。后来，我便找了茅盾先生。他约我到他家里吃饭。茅盾先生平时自奉甚俭，当时，他的生活也不宽裕。他的爱人孔德沚同志，却亲自力我准备了一顿极其丰富的饭菜。饭间，我请教茅盾先生几个问题。记得他亲切、从容地指出两点：一定要把中国的实际情况告诉世界；再有，便是要讲讲文学的社会意义。后来，在国外的一年里，我确是这样做了。
我解放后的作品，茅盾先生也都看过。对《胆剑篇》，他还作过十分中肯的分析。他真挚的关心，使我感激。
在四届文代会上，我见到他，那次真是下了决心，当面请他为我写一幅字。很快，我就收到了。他的字苍劲方正。我立即送到荣宝斋裱好，今天，这成了多么珍贵的手迹。
近日，我重读了茅盾先生的《回忆录》。他终生那样严肃精深地追求共产主义理想。他勤奋一生，持重、公允。他的文章言论都充溢着坚定的信念和力量，我深深地崇敬他。
茅盾先生故去了，老一辈的遗爱在哪里呢？我想，是在我们心中无限的怀念。我怀念茅盾先生，这绝不仅是悲痛，更是奋发。
我仍然听得到茅盾先生在病床上的声音，“曹禺??谢谢。”中间他说的是什么呢？我没有能听见。但我觉得，那是他还在像过去那样亲切勉励着我这个后生。
（原载《中国青年报》1981年4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