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镇行

赵冬梅

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  北京 100083

晋太元中，武陵人捕渔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林尽水源，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入；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陶渊明《桃花源记》

在雨下得愈来愈紧的安渡坊码头排队登上渡船，慢慢摇离乌镇西栅景区，回望掩映在烟雨树丛中的石桥与黑瓦白墙木门窗的房舍，竟突然想起了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只是此一时非彼一时矣。

初四下午五点多，我们乘旅游巴士到达乌镇，远远望见作为镇标的古墙，还未来得及发思古之幽情，便遇堵车，子夜路上走走停停、不见首尾的车流，仿佛回到了北京高峰时段令人气闷的环路。从车窗望出去，是所有旅游区的常见景象，应运而生的林立商铺，密密停放的挂着各地车牌的私家车，一眼便知是游人的二三行人，一红一白镶蓝边的竖长条幅“乌镇国际旅游区”和“品位国际风情小城/徜徉江南千年古镇”，挂在黑色仿古路灯杆的两侧。

由于行前未做功课，直到这时才知道，作为旅游区的乌镇，并不是一个可以驱车随意进入的城镇，而是在市河两边，分别隔离出了东栅、西栅两个各售门票的景区；作为城镇的乌镇，作为乌镇人的乌镇，从地图上看，则由这两个景区之外的几条主要街道组成，虽然仍有大小河流交插其间（据说有南栅、北栅尚未开发出来），不过一路走马观花看来，未见枕水人家，和中国大地上尤其是江浙地区的其他现代小城，并无太大差别。我们要入住的酒店在西栅，这意味着我们的游览范围也在此，若想去茅盾先生故居所在的东栅，需出西栅，乘坐景区间的免费班车或步行（原以为乘木船——水乡古镇主要的交通工具——便可由西栅到东栅），通过跨越市河的乌镇大桥，沿子夜路回到镇标附近的东栅景区入口，另购票进入。

卡尔维诺（Calvino）在《看不见的城市》“城市与眼睛之二”中写到，是观看者的心情，你吹着口哨昂首而行或你指甲掐着手心低头走路，“赋予珍茹德这座城市形状”。所以，当我们在夜色中由步行栈道进入西栅，尽管脚下已是青石板路，身旁已是典型的水乡建筑，不远的河边也已亮起星星点点的灯光，但出乎意料的游人之多之拥挤，恍若置身于北京的地坛庙会或前门大栅栏，令人茫然又倦怠，当时便打消了第二天自行去东栅的念头。而当我们吃过晚饭，重整精神，冒着时断时续的毛毛细雨，试探着由一条幽暗的小弄步入西栅大街，却又如武陵渔人，立刻豁然开朗。

正是春节，位于西市河北岸的整条西栅大街上，悬挂着五颜六色、形态各异的花灯，是装饰也做照明，因着彩纸、图案的过滤，光线既朦胧又有着乡俗的喜庆，加之不时有游人手提花灯走过，年的气氛扑面而来。虽叫做大街，其实是古朴狭窄的石板路，路两旁二三层高的房屋可声气相闻，每行一段便有一座石桥通往对岸，等走过对岸那些一面临水、由大小石桥连接且颇显曲折的秀水廊街、女红街、通安街后，才晓得这就是西栅的大街了，它还算宽，因此有一长段的路中央一字摆着许多木方桌和条凳，为人们聚餐所用，可以想象出那份热气腾腾的场景；有了花灯，它也算是亮的，其余无论是游人密集的女红街，还是幽僻的小弄，几乎都要靠店铺中透出的昏黄灯光来照明，连河中的游船上，也只挂了一盏影影绰绰的灯泡。都讲乌镇（其实就是西栅啦，东栅晚上并不开放）的夜景漂亮，除去灯光因依水流而显迤逦，岸上、水中交相呼应，以及水乡特色的房屋、石桥的映衬外，灯光的昏暗也是重要的原因，如果到处是闪烁的霓虹灯，亮如白昼的射灯，想来在这飘着雨的深夜，不会有这么多的人仍流连在石板街上不愿离去。

或许和灯光的昏暗有关，西栅的夜晚显得特别静，尽管游人熙熙攘攘，但所有的声音，好像都被雨打湿的夜幕、被古老的房屋、被桥下幽幽的河水“吸收”了，留下的，是如默片一样的一个一个画面，也是人们为了珍藏而拍下的一张一张照片。

第二天为了避开人流，早早出了门，天上仍飘着若有若无的小雨，湿漉漉的石板路、石桥，石桥下的流水，都和空气一样清冽干净，西栅大街上的花灯，此时也分外明艳。店铺还未开门，零星的行人，偶尔划过的载货的木船，整个西栅寂寥、幽长、空旷，正好可以不受干扰地随意而行。稠丽的夜色退去，所有的景物皆露出它本来的面目，高耸的风火墙，紧闭的木门，推开或支起的木窗，屋顶的瓦片，脚下的石板，水边的回廊，都已斑斑驳驳，是风雨、岁月侵蚀的痕迹，所谓的古意、人们所怀的“旧”，便是如此吧。由于是阴雨天，河两岸的垂柳也尚未染绿，站在石桥上从任何一个角度看西栅，都可称得上是一幅浓淡相异、布局合理、浑然天成的水墨画，是令无数人魂牵梦萦的烟雨江南、小桥流水人家。

就这样“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地如在画中漫步时，不知不觉雨愈下愈密，游人也像潮水一样涌入了大街小巷，仓皇中才突然醒悟，这里是景区！而昨晚的西栅之所以觉得漂亮、安静，最关键的也因它是景区，是以保留完整、原汁原味的水乡古镇而著称的景区，所以这里不会有聒噪的汽车喇叭声、震耳欲聋的音乐声，当然也就不会有由鸡犬声、爆油锅声、笑闹声、啼哭声、争吵声等汇合而成的居家过日子的嘈杂声；即使是那些极现代的酒吧、咖啡厅、SPA馆，由于都设置在过去的民居、会所中，也没有那些夸张、花哨的招牌，外面看来，与古镇整体的风貌并不相悖；尤其是邻河的窗口或凉台上，多挂着腊鱼、腊肉、腊肠，给人一种富足的人间烟火的气息，使人不由对那敞开的窗口浮想联翩；也因管理得当，游人再多，这里的任何一个角落，也见不到景区常见的随处乱丢的垃圾。所有这一切，便给人营造了一个身临其境、沉浸其中的“纯粹”的水乡生活的氛围。

只是当你想到，这里所有的民居，都已是商铺、民宿客栈，所有兴致高昂、不知疲倦的行人，都是过客，不禁会怅然若失。

它自然已不是那个有着一千多年建镇史的“真实”的乌镇了，也不是茅盾先生曾经生活过、描写过的乌镇了，如广告中所宣传的，它是一个世界遗产级的休闲度假景区（指西栅）、一个水乡古镇风情观光景区（指东栅）。因此，它既是一个消费对象，也是一个文化符号；是麦尔（Meyer）在《天安门之龙》中所谈到的，它“首先是一个观念，然后才是一个城市”，这个观念“赋予这一城市及其环境以形式和内容”；是人们带着各自先验的印象——或得自茅盾先生的文字，得自乌将军、昭明太子、瘟都元帅等某段历史传说，得自高竿船、蓝印花布、三白酒等某个民间风物习俗，或得自黄磊、刘若英主演的《似水年华》及其他影视剧，或仅仅得自某幅画、某张照片——来印证、凭吊的地方；所以，它还是一个历史、记忆、文化、想像的混合体，当然，这个“混合体”的形成有赖于每个人的阅历，比如对于不满六岁的宋映都小朋友而言，如果没有造型别致的棒棒糖（“我没吃过这种棒棒糖”）和花灯（“幼儿园过春节时也挂灯笼”），没有童玩宝铺和精致的手工铁皮汽车模型（“我没有这样的小汽车”），乌镇就是一个有好多“旧房子”的地方。

同时，它也体现了古城古镇（文物古迹/传统民间文化）与现代化城镇建设之间的辨证关系。来乌镇的途中，曾在高速公路上看到指向“柯桥”的路标，当时便想起了王安忆的《上种红菱下种藕》，和小说中的另一个实名小镇“华舍”。

在这篇小说中，作者透过小女孩秧宝宝的眼睛，呈现了这两个江南古镇的面貌——水乡古镇华舍，“依着生活的需要”，一点一点增减、改建、加固，临水的房屋、沿水的街市、河道窄处的一领桥、河道宽处的鸭棚、断头河处的“上种红菱下种藕”，都有着惊人的合理，达到了谐和平衡的美，“体现了对生活和人深刻的理解”，然而，如此和谐的小镇，却被垃圾和泥石流般的水泥“挤歪了形状，半埋半露”，河道里的水，人们也早已不再使用；柯桥虽是一个比华舍大的古镇，但却“像个中型城市”，以往的水道填平了大半，变成北方城市那样宽展的街道，往昔的船只换成车水马龙，老街“快给新街挤没了，剩下那么掐头去尾的一截，几领桥，供绍兴，杭州的旅行团来观光”，而为了造出一种烟花亭台的江南韵致，新修了有着柳丝与美人靠的长廊、水道、粉墙，但周遭环境的粗糙、水的浑和臭、人的杂沓、遍地的垃圾、大街上喧嚣的车流，使得这台风景是“扎眼的新和亮，反露出俗艳”。

尽管你会为乌镇的景区化而若有所失；尽管如马克思·韦伯（Max Weber）所言，人们越来越注重环境建设的“面向他者”的象征意义，许多旅游区推出的“最真实”的地方，只是把当地的风俗进行了“再创造”，从而“卖给”游客一个“正宗”的地方形象，文化的多样性成了大众旅游业的一个地方色彩的“供应商”，但比起华舍的老街被新街“挤歪了形状”，柯桥的不新不旧、粗糙俗艳，和它们被污染的河水、遍地的垃圾，乌镇西栅与东栅的被作为景区隔离保护，并营造出了“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水乡古镇的氛围，实在是值得庆幸的。也许，在一个快速城市化，在一个经济至上的消费时代，古城古镇或文物古迹、传统民间文化，只能以“文化品牌”，或民俗旅游中的一个象征性的文化符号，方能得以保存、流传。

当你厌倦了万丈红尘（或万丈雾霾）、刻板重复的都市生活，你且耐下心经过堵车，以步行或摆渡的方式进入西栅，它就是一个令你惊艳、可容你暂时生活在别处的“桃花源”；但它绝不会“不复得路”，而这也正是让人担忧的地方，它是否会因过度开发、过度商业化、过度消费，而丧失它的“纯粹”，“遂无问津者”？

那天上午，被人潮打乱了游逛的脚步，谁知竟误入灵水居，在一片僻静的、犹有着翠竹绿叶和腊梅余香的园林中，偶遇茅盾纪念堂与茅盾陵园，算是弥补了未去东栅的遗憾；后在一座临水的咖啡吧休息，浏览墙上的老照片时，竟又看到茅盾先生晚年的一张合影，这张黑白照片所弥漫出的和谐温煦之感，让人直觉是与家中至亲晚辈的合影，在三位年龄不同但看上去都很美的女性的右后边，同样蹲着的微微笑着的老人的脸，如此的安逸慈祥，虽沧桑却风清云淡、岁月静好，令人肃然感动。这两次偶遇，如同此次的乌镇之行，有意外，便有喜悦，并留下回味。